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王正绪与我院今年毕业不久的博士生游宇，共同发表在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最新论文“The arrival of critical citizens: declin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shifting public priorities in China”考察了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与公众政治机构信任的下降与之间关系，并据此认为中国的“批判性公民”时代可能已经到来。

此文发表后立即取得广泛关注。在最新一期的关于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特别报告(Special report)中，《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着重提及该文，并摘要其主要观点；并认为，无论在数量与组织能力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均已经成为一股极其重要的社会力量。

图片来源：http://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701653-chinas-middle-class-larger-richer-and-more-vocal-ever-threatens

就学术意义而言，该文的发现也十分重要，在诸多重要的区域性调查数据，与同一波次的其他调查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政治信任度通常较高。基于类似的结果，相关学者将这样一种“反事实现象”称为中国的“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并认为中国较高的政治信任是“政权制度化”的积极结果。然而，无论在概念上还是经验上，“威权韧性”均指向了一种停滞的概念或体制。换言之，这样相对静态的理论概念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发展与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现实。

王正绪和游宇的文章则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分别于2002年和2011年收集的第一波和第三波调查数据，捕捉到了公众对于相应政治机构信任的下降，并从两个方面分析了潜在原因。该文先是从相关调查的主观数据（如公众对于家庭收入满意度、政府相关绩效满意度等）以及诸多客观数据（如世界银行的人类发展指数、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等等）等描述性数据入手，发现执政者在相应时段内的经济与社会绩效保持了稳定或上升。因此，本文认为公众政治信任的下降很可能源于大众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尤其是自由民主价值观（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LDV）的显著上升。这往往表明公众对于诸如施政质量、公平、自由表达、政治参与权利等政治公共产品的需求度在提升。接下来，作者分别对2002年、2011年以及两次调查数据的混合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得出相应结论。据此，本文认为，中国公众政治机构信任的下降很可能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该时段内，公众不断强化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使得其对于政治机构更具“批判性”；另一方面，公众政治文化的变化逐渐使得公众更加强调自由与赋权。因此，数十年来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很可能意味着中国批判性公民时代已经到来。

值得提及的是，游宇在其导师张光老师和雷艳红老师的指导下，在我院硕博连读期间，独立或合作发表了多篇颇具影响力的量化研究文章。其中，对于当代中国公众对于政治机构的信任及其影响因素，游宇及其合作者已经在国内诸多重要期刊（比如《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开放时代》等）上发表文章，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该文原文信息见

Wang, Z., & You, Y. (2016). The arrival of critical citizens: declin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shifting public prioriti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 105-124.

《经济学人》的文章见：http://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701653-chinas-middle-class-larger-richer-and-more-vocal-ever-threatens